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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运营成本高产业人才缺少 养老产业待破题

随着高年龄段人口基数日渐壮大，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我国已十分凸显。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数据，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已达2.41亿，占总人口17.3%。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已经成为社会重要的消费力量。

伴随人口老龄化而来的养老问题不容小觑，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更是国家大政方针。

近两年来，养老行业成为投资热点，各方力量该如何更好参与到养老市场渐成讨论焦点。《中国经营报》近期邀请业界多位专家学者，就当前我国养老发展现状、困难、破题之道等问题展开讨论，希冀为行业发展提供更多思考。

专业人才短缺 运营成本偏高

主持人：近年来随着老年人口增加，各界对养老的关注明显多了起来，有数据统计我国目前的老年人口已经有2亿多人，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基数也就催生了巨大的养老需求，目前我国的养老发展现状是怎样的？

孙黎：2013年普遍被养老行业定义为“养老元年”，是因为政府报告中首次提出养老“事业”的描述。从2013～2017年的5年时间里，是政府在鼓励市场进入养老领域（2015~2016年北京、上海宣布开放养老市场），并寻找好的标杆模式。

从供需结构上看，失能老人的刚需照护服务问题，是中国式养老所面临的难点。在需求端上，任何一个“事业→产业”成立的前提都是“钱从哪里来”，中国老人的可支配收入和付费意愿低下，且1930～1970年出生的老人群体属于混合形态（经历的社会背景复杂且差异明显），故唯有失能后的“照料陪护”成为共性刚需。

李佳：养老政策上现在主要是两方面，养老机构的规范、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养老市场。政府做保底，市场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但是现在，因为市场更多的追求利润，很多产品打造的就会偏高端，中端和低端兼顾的可能不会太多。目前，我们国家是一种未富先老的状态下，以纯市场的形式来解决可能担子比较大。所以很需要社会，包括公寓、民办非企业组织等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类型上来看，养老产业主要涉及四种，包括养老地产、养老金融、养老服务、养老用品。现在的养老地产，更多的是通过在社区里进行一些适老化的改造，让社区更适合老人居住，同时，在卖房子的时候，也会进行“买房子提供养老服务”的宣传。现在有一些金融机构，也会推出办理保额达到多少钱，提供养老服务的产品。养老服务主要就是养老院、养老设施等，养老用品主要是辅助器械等。整体来看，这四个方面还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养老地产，房子很多都在郊区，这就存在一个问题，老人需要看病，郊区的房子看病就很难，如果遇到突发疾病的话，很难得到很好的帮助。现在的养老金融同质性很强，很多保险，比如住房反向抵押的养老保险等并不受人们的欢迎，而且能够办理这项业务的人很少，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金融这方面也引进了一些国外很好的案例，但是有点水土不服，效果并不好。

主持人：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养老还处在起步阶段，各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养老体系的发展目前面临的难点有哪些？

吕学静：养老行业缺人才、缺标准。养老院的建设标准、服务标准、管理标准各方面，政府应该制定统一的细化标准，这样才能提升整体的服务质量，比如机构评估的标准，老人是几级失能，现在各个机构认定标准都不一样；服务的标准，老人应该多久翻一次身；养老设施建设的标准等等。

而在人才方面，很多护理人员文化水平偏低，年纪偏大，在城市里可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暂时在养老院工作；一些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在养老院一个月两三千块钱，也做不长久，流动性很大。

此外，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差距特别大，农村养老问题更多。第一，农村很大一部分是留守老人，年轻人都去城市了，缺乏专业的护理人员，老人住进去后多数情况下得能自理，几乎不可能做到失能老人24小时护理。第二，农村老人收入偏低，很多人没钱住养老院。国家出台的养老相关政策很多，但落地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阻碍，现在要关注的是政策是否切合实际，确定大方向后，还需要细化，具体到基层民政部门该如何落实。

孙黎：2017年中国长期护理调研和民政相关数据显示，我国部分及完全失能的老人有4000万，老人需要长期护理。然而，由于需求端支付意愿有限，供给端的服务可选性和服务质量都不尽如人意。过去15年，一线城市的居家养老护理工资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18年上半年上海民政指导价显示，上海老人护理工作的工资在4290元至5330元之间；而与之相比，月嫂工资在8991元至10890元之间，育儿嫂工资在5584元至8593元。

从公开渠道获得的数据显示，家政行业工资以每3年为周期的涨幅相对稳定。但养老护理的基础工资过低，服务供给（年龄、学习能力、专业度、沟通能力等）用户需求（客制化照护服务为主、标准化基本服务为辅）倒置，导致“有钱的买不到好服务”和“有意愿做好的没人愿意买单”的恶性循环。

另外，居家的服务供给，即改革开放初期的“小保姆”们，该人群现已集中进入50~60岁，伴随着三四线城市的棚改货币化，她们回到家乡的意愿高且生活水平（可支付能力）强；与医疗类似，养老护理和母婴护理的工资倒置，导致新的服务供给更少，这将在未来5年造成一线城市养老护理人员的严重匮乏。

李佳：目前国内的养老用品市场做的不是太好，一方面有需求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养老用品的细分、投资、创新等，也就是说如何让产品更符合需求，这方面做的还不到位，还有很大的空间。

现在很多人把老龄和老年认为是等同的，这就导致很多的老年设施、用品都不匹配。现在的老龄群体更健康、更有活力。他们要面对的是20~3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社会生活问题。随着人数的增多、群体的扩大，老龄群体正在成为全社会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全社会今天和未来所要应对的老龄化，已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养老”问题。

王小龙：多年前我第一次参加朝阳区一个养老院院长会议时，大部分是五六十岁，我那时38岁，是最年轻的，那时候基本就是农村干过护理员的，承包一个小型养老院，好点的就是在医院做过护士，没有真正具有企业管理经验、年富力强的人。

养老行业的核心是服务，服务的核心是人才，但整个行业无论是管理人才还是基层护理人才都十分短缺。中国现在大概有4000万失能老人，至少需要1000万护理员，而大部分护理员来自贫困农村，上岗时缺乏基本护理知识，需要企业持续不断投入精力去培训。从国家层面来讲，要制定科学、规范、适应当代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企业而言，一定要有自己的人才储备、留用发展战略，尽量保证员工的工资待遇，提供成长空间。

养老机构的成本主要包括房租成本和人工成本两大块。人工成本很难降下来，但房租成本可以。这种情况下，最合适的就是采用公建民营模式，政府提供一些低成本甚至免费试用的房子，这对企业长期的良性运营是巨大的支持，进而实际上降低了老百姓的费用。养老机构的定价与成本直接相关，定价过高就会影响入住率，入住率低，则空置成本会很高，所以养老机构也希望低价。

需“对症下药”打造契合老年需求产品

主持人：就当前的发展现状和难点，养老产业发展可以如何破题？

李佳：我们说养老产业，其实是一个大的方面，要为有需求的人来提供服务，它是一个很大的产业，甚至包括零售业等。要把产业需求找准，才能把产业做大。其实真正需要养老的人只是10%到15%的那些已经失能失智的老人，还有85%到90%的老人是健康的，在社会生活中，他们的需求如何得到满足，这是目前养老产业所要面临的更大的问题。他们可能只是有一小部分的服务需求，或者只是需要某一项的服务，如果把这个市场做活，才能真正地把这个产业做好。这才是多元的、多主体的服务。

在西方国家，“互助式养老”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实践。“互助式养老”，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在养老上的互相帮助，如青年人对老年人的帮助，老年人之间互相帮助，特别是低龄老人对高龄老人、健康老人对失能老人的帮助。

比如美国的“国会山村”，让老年居民通过互助服务，基本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只有在遇到复杂问题时才需要找专业人员解决。德国的“多代屋”项目，由政府免费提供公用住房，让老人与不同年龄的人生活在一起。老人不仅能得到陪伴与照顾，还能通过与年轻人沟通传授人生经验，帮助年轻人照顾幼儿等方式满足“被需要感”。再比如，瑞士的“时间银行”项目，让低龄老人、健康老人通过帮助高龄老人、失能老人，积攒服务时间，供自己以后有需要时使用。

在国内，“互助式养老”也有比较成熟的实践。比如河北、山东、江苏等地，改造闲置房屋，建立供老人集中居住的“互助幸福院”；在孤寡或空巢老人家庭建立“互助养老点”；组织社区老人成立“互助小组”，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孙黎：面对未来养老行业发展，《上海市老龄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首次提到的“9073”，即“以居家为基础（90%）、社区为依托（7%）、机构为支撑（3%）”的“9073”养老服务格局，如今已不符合中国式养老的实际情况。

以北京为例，有限的公共医疗资源，正在朝着“未病先治”的目标前进。但对于愈发长寿的北京老人来说，“先三甲门诊→再社区拿药”的习惯背后，是对社区医疗综合能力的不信任，医疗资源倒置的问题还需要政府层面长期补贴和培育供给。

目前养老市场上正在发生的变化是“机构社区化”和“居家社区化”。机构从郊区大盘转向老人子女生活圈属地，失智和专业康复服务在长期护理险（一般养老领域政策试点到落地是5年周期）的支付支撑下，会形成专业连锁机构。

80、90后的父母将在2020年集中进入50至60岁，在庞大的一线城市户籍老人之外，非一线城市户籍老人也已成为重要的老龄化群体。

对于非一线城市户籍的年轻子女及老人而言，两代人都会优先选择在一二线城市的三甲医院就医，但平均住院时间仅为8.6天，意味着病后、术后的康复管理，是刚性但尚未被很好满足的需求。与上一代相比，80、90后对于为父母健康多花钱表现出更强意愿和强能力，而他们的父母在健康上也相比上一代老人更愿意花钱。

基于此，我认为2017年开始成为风口的长租公寓，成为年轻人立足一二线城市的刚需服务；而未来的5年内，随着这批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提升，无论其是否定居/置业，都会顺势延展出解决自己父母看病后的短、长期康复问题，而三甲医院属地附近的老年长租公寓（有床位+标准化护理）将成为两代人的共同刚需。

王小龙：做好养老服务业，首先要处理好存量和增量的关系。目前城市里很多存量物业大部分集中在政府和国企手中，如何整合这些存量资源，打造规模化，品牌化、连锁化养老平台很重要。现有存量物业可能用于小旅馆，餐厅、办公楼等，随着北京城市功能的转变，这些业态会逐渐被淘汰，应该把提倡的业态注入进来，我觉得养老就是其中一个。从这个角度而言，物业供给这块还有很大空间。

其次是资源协调、供给平衡问题。现在市场的养老床位供给大概有500多万张，一方面北京、上海乃至全国来看，床位的空置率大概为50%；另一方面，城市里的养老院一床难求，这种局面是整体的养老规划错配造成的问题。大部分空置的养老院位于远郊区，包括一些比较低端或者特别高端的养老院，而真正符合中等消费人群的养老院特别少，供给和需求就产生了矛盾。如何提升现有存量养老院的服务水平，来带动整个养老行业的服务水平提升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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