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就是一个供给侧理性管理方案的典型例子，它绝对不是一个需求管理的总量问题，是要在中国把所有七千万人口的致贫因素一一分析到位以后，各自对症下药，形成一套能够达到时间表要求的解决方案。这里面包括异地搬迁扶贫，包括派专家到每一个具体的农村社区，通过土壤检验、气候分析等，给出专家建议方案，打开生产上不论种植或养殖的门路，解决不需要异地搬迁扶贫的区域农村社会成员怎么样致富的问题。另外还要包括怎么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那是另外一套比照城镇区“大病统筹”的体系。也包括一些片区，比如边远山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要想富先修路”，赶快把路网建设在几年内建设到位，等等。这都是要财政发力，并对接PPP等机制创新的事情。
再者，还要以财税改革支持在配套改革中形成中国社会成员纵向流动的现代化制度机制。现在，有很多人越来越担心社会纵向流动的通道越来越窄，很容易把阶层固化下来。至少有很多人有这种不安的感受。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至少要提到这么几点。
首先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所说的加快编纂民法典，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改革，以及在创新创业发展过程中针对性地解决怎样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和冤案的问题。这些事情做出来，是要奠定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在产权基石层面在民法保障意义上的可预期性。奠定了这个市场经济长效机制的基石，它才可能支持以后在创业创新活动中大家希望或能够走通纵向流动的这条路。
另外，要通过一系列措施促进机会的公平、规则的公平、过程的公平。有了这样一些公平，就会更有效地提高效率。所谓“公平与效率的权衡”更多指的是权衡结果的均平状态，分配的结果不能走到一个极端的绝对平均主义，也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的两极分化、收入悬殊。所以需要权衡的是一个再分配调节目标。至于说到机会的平等、规则的平等、过程的平等，不嫌其多，只嫌其少，一定要努力推进这些公平，也能促进大家通过自己的奋斗纵向流动。
当然，还要以教育改革破解中国的“钱学森之问”。我们对教育已有这么多投入，现在看各地学校的硬件一般来说都相当具有现代化气息，但遗憾的是他们的软件还不敢恭维。这方面怎么破解“钱学森之问”，是教育改革和配套改革的问题，包括在中国怎样真正使职业教育得到更好的发展。
看看欧美，特别是职业教育有成套经验的欧洲国家，教育体系是立体交叉的，整体连通到硕士层级。国民教育和职业教育是可以立体交叉、随时转换轨道的。在这方面中国显然要考虑怎么真正实质性地推进教育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助力人们在创新奋斗中发展与改变。
再有，就是以科技改革破解官本位行政化的约束条件，以及人事制度改革要破解任人唯亲、人身依附的弊病。这是中国非常深厚的传统中的糟粕，但我们无所回避，别无选择，必须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把这方面问题纳入配套改革中。我认为这些都是涉及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以及建立纵向流动机制需考虑的改革任务。
最后，再次强调一下，就是相关改革要啃硬骨头。最突出的如直接税问题；而对房地产税改革加快立法并适时推进，现在仍然是千难万难；个人所得税综合和分类相结合也是千呼万唤未出来；遗产和赠与税与其他相比更不具备前提条件。这些方面的改革都带有非常明显的难度，但我们还是希望把硬骨头啃下来！
作者：贾康
（作者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本文据作者在中改院会议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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