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财税制度改革”，在此我谈一下基本看法。
第一，应怎样看待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意义——在中国它有必要性，也显然带有挑战性。我们走向现代化国家，在力求达到全面小康之后，还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共同富裕。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间，中国社会需要完成社会阶层分布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形的演变，需要使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社会成员的大多数，来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关于中等收入群体，我首先强调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的衡量标准是动态变化的。另外中等收入群体也是一个定性概念，如果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和其他经济体相比，这一概念还有共性，基本特征就是所说的这样一些社会成员，他们应该是有恒产的，就是在现实生活中间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要有房、有车，还要有一定的现金储蓄。特别是有房还不能是“当房奴”的那种痛苦状态。
有了恒产，按中国的老话讲，就会有恒心，家境比较殷实，可以过体面的生活，虽然并不豪富，但是生存温饱层面之上的发展需求和跟随社会主流发展的享受需求，都可以得到基本满足，显然这要涉及教育、医疗，还有在现代生活里跟生活质量有关的方方面面。这样的社会成员成为社会中的大多数，最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些年正在形成和扩大。最近几年，中国的财富管理、保险等等行业的迅猛发展，出境旅游升温等等，都和它有关，但伴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和扩大，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的社会焦虑也在增加。对收入问题，决策层早就表示“提低、扩中、限高”。在实际生活中，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导致“矛盾累积和隐患叠加”，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风险与威胁。
第二，财税制度改革应该努力构建“提低、扩中、限高”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调节机制。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的表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改革就是要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夯实基础，形成支撑力量。要以财税自身的改革和通盘的配套改革来实现中国完成经济社会转轨的现代化过程。财政改革三个大的方面体现在预算的改革、税制的改革和中央地方体制合理化。这三方面是有机联系的，需要整体把握。在此主要谈谈与财税相关的“提低、扩中、限高”的制度建设。
首先，是社会保障体系，它涉及养老、义务教育、医疗、住房、救济、抚恤、灾难发生时的应急等等。这里面要讨论的问题非常多，比如中国的养老，除了基本养老保障之外，还要发展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在基本养老这第一支柱方面存在很多讨论来讨论去总不能解决的难题。基本养老制度改革需要把中国基本养老的缴费提升到全社会统筹的地步。
在税制改革方面，为了实现现代化，特别要注重三中全会明确表述的“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说全一点，整个间接税体系和直接税体系要合在一起形成配套改革，涉及现在还没有完成的在改革重点和列入基本事项里的消费税改革、房地产税的改革、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等等，以及未来我们还要研究开征遗产和赠与税。
在具体配套上，可以举一个例子：前面提到的养老体系，除了基本养老第一支柱之外，还要有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这样的第二支柱。管理部门已经明确地说，要考虑以个人所得税的递延来支持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发展，这样是明显有利于培育和壮大中产阶级或者官方表述的中等收入阶层的。
这样的改革也涉及资本市场的发展，涉及机构投资人的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它是一举数得，对于整个现代市场体系的健全和发展有非常值得肯定的意义。但是比较遗憾，说了这么几年，实际的进展相当有限。
还有就是在反贫困、救济抚恤、救灾体系机制等方面，现在必须从托底开始。决策层有非常明确的“精准扶贫”要求，以及要更有力度、更有效率地做应急和救济。精准扶贫其实是从“十三五”决胜阶段到2020年要完成全面小康这样一个既定目标倒推过来的任务要求。中国农村七千万贫困人口必须在未来几年内脱贫，否则全面小康只讲人均GDP再翻一番，是不足以体现“全面”这样一个表述的内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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